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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发财，去东方！【洋关故事】之一

故事还要从1893年的伦敦城说起。

1893年，正是英帝国维多利亚时代的鼎盛时期，英帝国靠枪炮战舰征服了广袤的领土，构建出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庞大的帝国，总面积超过3000万平方公里，殖民地遍及全球。此外全球数十个独立国家，近一半被大英帝国间接操控。

作为这样一个庞大帝国的心脏，伦敦城汇聚了全世界的财富人物，也荟萃了全世界的物产精华。

当时的英帝国有一句志得意满的话，几乎所有版本的历史教科书都会引用：

“北美和俄罗斯的平原是我们的谷仓；芝加哥和敖德萨是我们的矿区；加拿大和北欧半岛为我们种树；澳大利亚为我们牧羊；还有阿根廷为我们养牛；秘鲁送来白银，南非进贡黄金；印度人和中国人为我们种茶，地中海是我们的果园；至于我们的棉花种植园正在从美国南部向地球一切温暖的地方扩展。”

英帝国吸收着全世界的物产，也同样向全世界输出金钱，投资各种产业，扩展帝国对世界的掌控。

在印度，他们建成了当时亚洲最庞大的铁路网，总计建设了八万公里铁路；在南非，他们为了夺取矿产，强行把布尔人整个民族都送入了集中营；而即使是闭关锁国的大清帝国，也在鸦片战争之后，被英帝国强行卷入到了近代化的浪潮当中，天朝上国的迷梦就此告终。

不列颠的军事帝国造就了不列颠的金融帝国，也保卫了它的金融帝国，在小小的伦敦城当中，金融家们不知疲倦地把整个世界投入到熔炉当中，提炼出他们所梦寐以求的金钱。直至今日，圣保罗大教堂东侧的金融街依然号称“全球最富的一平方英里”。

可以说，当时的不列颠，地位就和冷战刚结束时如日中天的美国差不多，而伦敦，就相当于鼎盛时期的纽约加上洛杉矶，是帝国当之无愧的经济、科技、文化中心。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金融家的地方就会有金融骗局，不管是骗普通人还是骗同行，无论是12世纪还是21世纪，这都是金融家们必不可少的技能。伦敦的金融城就充斥着这样的骗局，从古到今永无止歇。

1893年的伦敦城，又到了大泡沫破裂的时刻。

骗局的主角是“科尔曼和梅公司”，科尔曼和梅自然就是两个老板的姓氏。梅老板的一个亲属是英格兰银行的出纳主任弗兰克-梅（Frank May）。英格兰银行是英国的中央银行，掌管着英帝国乃至世界的金融命脉，因此数不清的上层人士向“科梅公司”投入金钱，终于在1893年发现，原来两个老板根本没有在殖民地进行投资，完全是以骗养骗，众多富贵人家血本无归。

对于19世纪的伦敦来说，这不过是一场稍大的金融骗局，但是因为一个理由，100多年后的中国人值得对它多几分关注——中国海关驻伦敦代表金登干先生也是受害者。

金登干不是中国人，他真正的姓氏不是金也不是干，而是坎贝尔，全名詹姆斯-邓肯-坎贝尔（James Duncan Campbell）。金登干是他在中国海关工作之后给自己取的中文名字。



金先生一共在这场骗局当中损失了八万英镑。

1893年的八万英镑到底是多少钱？这个问题并不难以计算，因为那时候是金本位时代，英镑的币值严格和黄金挂钩，一英镑大约为7.32克黄金，八万英镑就是58.5万克黄金，即585公斤。



在1893年“科梅公司”的投资骗局里面，单单是金登干先生一个人就损失了大半吨黄金。而1887年日本为了对付中国北洋水师，号召全国捐款造舰，最后募资108万日元，不过折合1.5吨黄金。

再具体点说，当时英国高级中产阶级，一年收入不过是500英镑左右，而一个高级技工年薪不到100英镑，坎贝尔先生一次投资，损失了相当于英国160个医生或者800个高级技术工人的年收入！这可是帝国最高等打工者的收入！如果他在工资之外没有其他进项的话，这一次失败就得把他打入底层社会。

的确，金先生随后几年多次写信跟上司赫德哭穷，甚至还说自己害怕不能给孩子们留下多少遗产。但这也说明，这次受骗并未改变金先生的阶层，他只是担心不能100%保证阶层固化而已。这样问题来了，金家的财产是怎么来的？是来自家庭财产的继承吗？

并不是，金登干虽然出身于军官家庭，但是父亲也不过是普通收入而已，积累不了巨额的财富。更何况他的父亲后来还娶了第二任妻子留下后代，死后把自己的财产主要给了新家庭，金登干本人并没有能够从父亲这里得到多少遗产。

考虑到以上事实，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金登干的巨额财产并非是来自于继承，而是自己积攒起来的。

那么接下来又有一个新问题了——金登干如何赚到一笔骗都骗不完的巨额财产?

到此，我们终于可以切入正题，考察一下金登干先生的大致履历：

1859年2月，金登干26岁，进英国邮政局工作。

1862年，他进入中国海关在伦敦代理机构工作，1863年5月来中国，从此与中国、和中国海关结下了不解之缘。

1863年9月，他出任海关总税务司署的总理文案，并主管财务稽核。就在这一年，赫德正式接手了李泰国手里的总税务司职位，成为了中国海关最高支配者。之后40年，金登干一直是赫德的助手与密友。

1873年，赫德决定组织中国海关驻伦敦办事处，派金登干回国担任办事处税务司，而第二年，金登干以“无任所秘书”的头衔任该办事处主任，直到1907年他逝世为止。金登干作为一名驻伦敦的苏格兰人，在40年间代表了中国最大的一笔财富。

近代中国海关，并不是仅仅字面上的海关而已。依靠特殊历史时期的机遇、借助西方列强来的压力、以及赫德本人的能力和权力欲望，这座巨型机构攫取了超乎想象的权力，一度负责了中国的所有电报和邮政事业，染指铁路和中国外交事务，还发行了货币化关金券，成为了户部之外的第二财政部。它甚至还拥有一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海军部队，可以说是清帝国最后70年里最有权力的机构。它的大部分影响力在民国时代得以保持，直到新中国成立，才消灭了这个国中之国。

可以说，金登干在自己生命最后的30多年的时间，身份是“东方海关国”的大使，同时也是赫德私人代理人，这显然不能以普通的高级白领视之。

无论是海关总税务司署的总理文案，还是办事处主任，都是中国海关屈指可数的高管。而众所周知，赫德治下的中国海关一贯以高薪著称。刚刚到中国海关任职，金登干的年薪为1200英镑，而1879年，金登干的年薪被提升到了2000英镑。

无论是1200英镑还是2000英镑，都是非常高的薪水，几倍于英国本土的高级中产。依靠在中国海关任职，金登干实现了阶级跨越，从中产子弟变成了上层社会成员。

但是，即使是这个薪水，也绝无可能让金登干在1893年攒到了8万英镑以上的资产。尤其是我们还要考虑到，金登干在伦敦住豪宅、并且养了五个孩子，雇了五个仆人——而这个年代的英国高级中产家庭，一般也就只有一两个仆人而已。当他写信跟赫德抱怨自己收入不够的时候，赫德也明确跟他说，不是他的收入低，而是他的支出太高。

高薪被高消费抵消，金登干的巨额财产，到底是怎样积攒起来的呢？接下来的一个事例，也许能够揭开这个谜团的冰山一角。

在1878年，已经在中国工作多年的赫德决定休假一年，前往欧洲探访故乡兼放松（当然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还是通过电报继续指挥海关工作，大权从未旁落）。

在这趟旅途当中，他决定前往巴黎住一段时间，于是写信让金登干代办，为他在巴黎租一所房子作为住处。

巴黎当时是有名的繁华之地，人文荟萃，赫德想要去那里体验一下生活也是人之常情，无可厚非。但是接下来的情况，就有许多耐人寻味的地方了。

遵照赫德的指示，金登干在巴黎寻找了一所豪宅，作为他顶头上司的落脚点。

这幢洋房位于巴黎第十七区、蒙梭平原小区，马勒……斯贝尔比大街189号。小区的旁边就是当地的盛景蒙梭公园，算是一个比较不错的地段。洋房本身拥有14个房间，造型精美，对得起赫德先生的身份。

然而有一点却相当令人称奇——金登干声称，这栋洋房他和房东谈妥的租金是半年五万法郎。五万法郎相当于大约两千多英镑，这是一个非常高昂的数字，乘以一百可以造一艘先进铁甲舰，换算到今天就是航母造价的1%。哪怕是对纸醉金迷的巴黎城来说，付出这么多钱在一栋房子租住半年也是非同寻常。

当时巴黎最为富贵繁华的地段，是位于塞纳河右岸的第八区圣日耳曼区（也就是中国游客所熟知的凯旋门、香榭丽舍大道所在的区域）。而当时香榭丽舍大道内的租金最贵的那些豪宅，一年租金是大约2.5万到2.8万法郎左右。


当时类似的豪宅，并非原址

当时法国普通高收入阶层所需要付出的租金则更低，1832年到1848年，已经功成名就、当选法兰西贵族院议员的大作家雨果，在孚日广场附近租了一套280平米左右的房子，带着妻子和4个孩子居住，一年租金只有1500法郎。

也就是说，金登干为赫德找的中上地段的房子，平均下来月租金是最好地段房租的4倍！是普通高收入者所花租金的50倍！这绝对不是正常情况。

仅仅在这一项开支里，就可以大概估测出，金登干先生至少在其中赚了一千英镑左右的钱（也就是他半年的合法收入）。而这些钱，自然不可能是赫德先生本人自掏腰包，否则赫德不会让金登干活到现在。赫德在欧洲的一应支出，都是使用中国海关公款进行报销的。

无论是5万法郎，还是一千英镑，对当时中国平民来说都是难以想象的巨款，尤其是1878年中国正在经历罕见的大旱灾（丁戊奇荒），饿死的黎民百姓不计其数，十几个法郎就能拯救一条饥民的性命。但这一切都并不影响西方洋员挥霍中国的公款，并趁机中饱私囊。

同时，金登干作为中国海关在伦敦的代表，所负责的事情自然也不仅仅是为赫德订房而已，因为清帝国当时缺乏对欧洲事务有所了解的外交人才，他实际上还代理负责了相当多的清国外交事务，比如购买军火。

1875年，金登干接受中国政府委托，为中国军队订购火炮和舰船等等武器装备，他当时对赫德写信说：

“我已经向克虏伯（德国军火商）、阿姆斯特朗和惠特沃思（英国军火商）公司订了价目表。今天上午，约瑟夫-惠特沃思（公司负责人）来访，他告诉我，他们从不给任何政府雇员以佣金和回扣，但是他可以从自己的利润中拿出1%-2%给商人，以便补偿代理人在交易当中的花费，如果我们接受，他们就会给我们以同样的报酬。”

简简单单就能看出来，所谓“从不给佣金和回扣”是一个幌子，约瑟夫-惠特沃思在明确暗示可以给金登干或者赫德回扣，比例大概是1%-2%。

在赫德所制定的海关制度里面，收取佣金回扣是绝对不允许的，赫德本人应该也有足够的智力看得出来文中的暗示。但是这一次赫德却并没有对金登干做出任何表示，回信当中也没有提出反对意见，默许了金登干的所作所为。很快，相关的交易得以成行，而金登干也顺理成章地拿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北洋水师造价的1%或2%。

北洋水师的世界排名有多种说法，夸张的文章说第四，低调的文章说第九，但无论如何是世界排名前十的战略性舰队。这么大一支舰队，拿出1%的造价分给金登干一人——或者是金登干赫德两人，当然可以轻松制造阶级跨越。难怪十几年后的金登干可以和和英格兰银行的出纳主任搭上关系，进而在“科梅公司”骗局中砸下8万英镑巨款。


北洋舰队的主力舰镇远号，却同样也是金登干等人的聚宝盆

金登干并不是唯一能在中国海关发财的高级洋员，赫德前后引入数千欧美青年任职中国海关，其中包括自己的儿子、兄弟和妻弟，甚至还一度希望子继父业，让自己儿子掌管中国海关。所谓“清廉的赫德”，不知给多少个西方家族带来了阶级跨越。

1863年刚刚接替李泰国执掌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赫德，在其日记中回顾历史，展望未来：

“大约在10年前，我离家出发，开始接受一个年薪170英镑职位的生活，现在我一年有4000英镑薪资，我相信只要我喜欢，还能够得到更多，我不依赖别人，我是海关的首脑”

28岁的青年就敢于豪言壮语：“我相信只要我喜欢，还能够得到更多”，确实意味深长。

【待续】

华人与狗不得当高管—— 【洋关故事】之二

“外国人有一种中国人没有的正直感，所以更适合当高级职位，这一切都是为了中国的利益着想，我才不得不拒绝华人做高官。”

这句话如今看来多么荒唐可笑，但是在20世纪初，中国海关的高级官员却可以堂而皇之地当众宣告，不必担心任何反驳——因为发言者是安格联，中国近代海关的第三任总税务司，赫德爵士的指定继承人。

金登干不姓金，安格联也不姓安，他是一个地道的英国人，全名Francis Arthur Aglen。

1888年，年仅19岁的安格联成为中国海关的四等帮办，在9年内连升12级，成为天津海关税务司，这个职位，是海关内部的最高序列职位之一，整个中国也只有几十个人能升到整个位置，再升半级就要到赫德身边主持中国海关日常工作了。

作为对比，在1929 年周子衡成为重庆关(兼万县关) 税务司之前，没有任何一个华人能够染指中国海关内这个等级，更何况安格联任职那年才27岁！

安格联的父亲是赫德的同班同学，他因此得到被赫德亲手栽培，火箭提拔成为中国海关数一数二的高层，是赫德嫡系中的嫡系。但一开始赫德并没有打算把自己的东方王国让给安格联。毕竟安格联这个嫡系和赫德没有血统关系。赫德最初想让自己的弟弟接班，弟弟不成器，又想换小舅子裴式楷上场，结果还是不行。

连续几个接班人都是亲戚，这种任人唯亲的做法招致了大英帝国外交部的严重不满（大清政府不满是没有任何用处的）。在伦敦看来，中国海关是大英帝国放牧的羊群，整个英国统治集团都需要薅羊毛吃羊肉，你赫德只不过是女王陛下的牧羊犬，居然想把中国海关变成自家羊群，这还了得？

裴式楷情急之下，决定向中国政府寻求支持。他比赫德伪装的中国立场还要激进，1902竟然站在中国的立场上提议，在中外对不平等条约的理解产生矛盾的时候，应该尊重条约中文文本的权威性，这下彻底断了自己接班的可能性。

作为英国人来统治中国海关，赫德伪装中国立场，目的让中国政府更加心甘情愿、更加没有抵抗地签署和执行不平等条约，绝非真正站在中国立场上对抗帝国主义。而裴式楷愚蠢地理解了赫德的做法，搞错了海关的主人，因此失去了列强的支持——赫德伪装的倾向中国都让英国大为不满，更何况裴式楷企图和中国政府结盟？

在大英帝国外交部的坚决反对下，赫德只能退而求其次选择安格联接班。

于是1910年，安格联正式成为海关总税务司。

当然安格联的资本也不止是父亲的同学关系，他与赫德的联系远比一般人想象的还要密切。1907年安格联的长子出生，赫德被邀请做孩子的教父。看过电影《教父》的朋友应该都明白，这意味着双方以上帝的名义结成利益共同体，赫德还是选了一个和自己家族休戚与共的人接手中国海关。

安格联是位极有手腕的人，他在赫德建立的高薪养廉的制度基础上加码，用中国海关的公款推出了丰厚的养老金制度，保证自己能安稳统治赫德经营数十年的王国。

1920年，《凡尔赛条约》签订，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式结束。而不幸的中国正处于兵连祸结的乱世当中，直皖战争刚刚爆发。在这样悲惨的环境里，为生存挣扎的中国人几乎无法想象，有人拿他们的钱建立养老基金，丰厚程度让欧洲中产也羡慕——当然，大多数好处都给了欧美洋员


具体而言，只要海关合规退休人员，至少可以拿到退休前工资的四分之一。以1922年海关洋员四等前班月俸200两白银计算，退休金每月50两。

1922年的50两白银是多少钱？

它相当于8个铁路工人的薪资总和，足够养活一家人还有剩余，放到现在就是退休后还有三四万元的免税收入。

注意，这不是税务司（各城市海关主管）的待遇，也不是超等前班（各城市海关的分部负责人）的待遇，洋员只需做到最末的四等前班就能得到每月50两白银退休金。在第一次大战后的萧条气氛中，他们留在故乡的兄弟也会认为中国海关是洋员的天堂。这个天堂的主神就是安格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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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首相俾斯麦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时说：

“你会为国家制定菜谱时，经常要被迫加几滴社会主义的油。”

安格联创立养老金制度，当然也不是为了海关人员的养老问题考虑，而是希望得到高层洋员支持，巩固自己的地位。

同样的，安格联也吸取了裴式楷的教训，认清了海关的真正主人，放弃赫德伪装替中国说话的立场，开始赤裸裸地展现帝国主义种族歧视，无所顾忌地压制华人。
近代中国海关把自身人事原则概括为一个词：【国际性】。前任总税务司赫德一方面要维护英国霸权，另一方面在列强环绕的环境下，要保证势力均衡，于是落实【国际性】的方式就是【门户开放，利益均沾】，每个列强都能够在中国海关里面分一杯羹。

除了海关总税务司办公室人员外，海关最高序列的官职是税务司。1885年《新关提名录》统计，当年中国海关共41名税务司，其中英国占31人，美国占6人，德国占5人，法国占3人，挪威和匈牙利各占1人。

连挪威和匈牙利都能在中国海关担任最高序列的税务司职务，中国海关的确是一个【国际性】组织，可这个名单里面竟然没有一个华人，一个都没有。

更可笑的是，华人当不了税务司，并非华人不能办事。在洋人占据中国海关主导地位的年代，洋员所占的比例最多也就20%-25%，他们依然需要靠华人来处理主要事务。只不过安格联所代表的外国势力将所有的高端职位吃干抹净，用一块清晰可见的水泥天花板封死中国员工上升通道。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这种赤裸裸的歧视就显得尤为明显。

第一次大战的阵营是英法俄协约国对阵德奥同盟国，中国加入了协约国，中国海关自然也对德、奥两国的海关洋员进行了辞退，加上不少英法洋员回国参战，一下子中国海关就空缺出了大量中高级职位。1914年中高级洋员一共有305人，到1915年的时候下降到了257人，一下子少了将近六分之一。

在过去的日子里，洋人占住了职位，华人有怨言也没处使，现在洋人开除的开除，回国的回国，总该轮到几个华人下属来坐坐这个位子了吧。总税务司当不了，难道管理一城一港的税务司也不行？

结果一向表现对华友好的安格联，在真正做决定的的时候，却对安抚华人下属没有任何兴趣，哪怕北洋政府不断暗示，他还是不为所动，一心一意只用洋员来补中国海关官员的缺位。

很明显，只要他在中国海关一天，就休想有一个华人升到高级职位。

人手紧张，安格联却坚持不肯招收华人进入中高层，因为他担心这少数提拔到中高层的华人将成为骆驼的鼻子，很快把身后的整只骆驼带进来，损害帝国主义整体利益。于是就有了本文开头那段宣言：

“外国人有一种中国人没有的正直感，所以更适合当高级职位，这一切都是为了中国的利益着想，我才不得不拒绝华人做高官。”

华人关员丁崇吉论学历曾留学哈佛，论能力比洋员丝毫不差，论履历曾在1908年代理副税务司，如果用逻辑和事实说话，无论如何阻止不了他当一任税务司。

安格联就在程序上公开作弊，始终不许让他副职转正，把他的官职和收入被压制在超等帮办的职位上，收入更是远不如同等官职的洋员，其他待遇也要打上一个大大的折扣。

在这种公开舞弊的情况下，安格联表面上还几次三番发文要求海关内部不得歧视华人员工，可谓弱国才做选择，帝国主义是里子面子都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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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制华人的职位和待遇，当然不是因为海关没钱了，实际上，在高层洋员的享受方面，海关从来都不吝啬。安格联一方面维护大英帝国的在华利益，另一方面也充分享用中国总税务司的红利与福利。

安格联办公地点在北京上海，却在青岛购买了多处房产，除了一处作为胶海关雇员公园之外，还有一栋靠山面海的大别墅供他个人使用，而这样一栋奢华别墅每年他只在盛夏时间过来住上一两个月，颇有满清皇帝游玩圆明园之感。

1923年新汇丰银行大楼建成，安格联认为不能容忍其他机构比海关大楼还气派，决定建出远东最气派的办公大楼，于是就有了上海著名景点海关大厦。大厦从1925年修到了1927年，总计花费了白银430万两。（另一说是450万两。）



海关不差钱，也不在乎给员工发福利，为什么对华员工资如此斤斤计较呢？

这就是明目张胆地歧视华人，不允许华人有任何掌管中国海关的希望，哪怕是象征性的希望。

更有甚者，在专门为海关培养人才的北京税专，安格联掌控海关的十七年里总共有十六届学生毕业，一共401名毕业生，可是不要说当税务司，就连升到内班高级职务的员工都没有。

哪怕你留学哈佛，哪怕你是海关培养的学生，只要你流着华人的血，高级职位就和你无缘。

在1925年，税务司共43人，英国占27人，副税务司30人，英国占18人，仍然牢牢地控制海关，就连日本在中国海关都有税务司2人，副税务司5人，可就是没有华人可以执掌任何一个港口的海关。毛主席说的好，帝国主义侵略者是中国的好教师，让中国社会从上到下都体会到了帝国主义的贪婪和野蛮。

在1927年，中国反帝国主义运动渐进高潮，北伐军在苏联的支持下，一路摧垮北洋军阀的统治。北洋军阀在恐惧之余，也认识到中国还有一批人是不怕帝国主义的，反而因此壮起胆子来，借“二·五附加税”问题罢免了安格联。

虽然接班的梅乐和依然是英国人，但毕竟中国有人敢挑战帝国主义了。1927年之后，终于有5位华人可以担任中国海关的副税务司（虽然这只是洋人施舍性的进步，他们还是不掌握实权）。从这一刻起，英国人苦心经营的洋员海关体系开始走向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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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海关洋员体系的崩溃还得再等上20年，因为大英帝国的尸体上崛起了两个新兴帝国主义——日本和美国。他们将在中国海关这个遍地黄金的机构中玩一场和中国人无关的“三国演义”。

与中国无关的三国演义—— 【洋关故事】之三

“中国已没有很大的国际侵略的危险了。……所以我们现在尽可以不必去做那怕国际侵略的噩梦。"

1922年中共提出的收回海关主权，打倒帝国主义的主张，胡适大师反对这一意见，义愤填膺地发表了上述言论，代表人民振臂高呼：

“人民只觉得租界与东交民巷是福地，外币是金不换的货币，总税务司是神人，海关邮政权在外人手里是中国的幸事！”

下面就是胡氏中国人民眼中的神人列表。神不神倒在其次，只是神人显然不能是中国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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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比胡适“大师”要清楚得多。

1927年，在北伐的炮声中，民国政府要求海关增收【二五附税】，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安格联第一反应就是“政府造反了”，要求英国武力干预。他认为在列强的联合武力威胁面前，中国将会屈服。

如果不是中国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抵制英货，如果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让大英帝国流尽了鲜血，如果不是大英帝国再也拿不出一支能包打全中国的远征军，1927年就是第三次鸦片战争的爆发年——毕竟鸦片战争的主要诉求从来不是鸦片，而是关税。

错误估计形势的安格联被北洋政府免职，而坚持安格联立场的代理总税务司易纨士同样被免职，中国海关迎来了第四位总税务司梅乐和。

相比于之前那个和赫德关系非常密切的安格联，梅乐和与赫德的关系还要更加亲密一些，因为他是赫德的亲外甥。

英国人选择他的原因非常简单，中国海关遍布着赫德的亲属，还得赫德家的“长老”来管。

比如说海关税务司吴秉文是赫德的妹夫，曾经代理总税务司的裴式楷是赫德妻弟，高雄海关（当时称为打狗关）税务司叶德加是赫德的表亲，汕头海关税务司爱格尔同样是赫德的表亲，在中国海关驻伦敦办事处还有赫德的另一个外甥阿泽本。

赫德虽然已经死去，但是他的灵魂依然缠绕在中国政府机构里面，代表着帝国主义的权威。

所以1891年梅乐和进入了中国海关后，只用了七年就成为了中国海关最高序列的税务司——偌大一个中国，一万八千多公里海岸线，3000公里长江通航河段，也不过四十来个位置罢了。梅乐和的升官速度，相当于考上公务员，在同僚还在争升副处的时候成为部级干部。

受到舅舅余泽荫蔽的梅乐和同样是个极其狡猾的人物，他比安格联更准确地把握住了大英帝国外交部的想法。他很清楚大英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再也不能为所欲为，也正确地判断了中国将不断掀起的民族主义与共产主义浪潮。

“从政治上讲，如果屡遭困顿、挫折的国民党人不得不同共产党人和苏俄分子长期结盟，就将有灾难性的后果。相反，支持这一运动中的稳健分子，促其成功，将对英国有利。”

北洋政府无力镇压革命，那就挑选革命力量中的“稳健派”来扶植。安格联去职不仅仅意味着是中国争取关税自主权小胜一场，更标志着帝国主义开始抛弃北洋政府，转而从国民党中选择最能够代表他们利益的对象，这就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上台的蒋介石政权。

梅乐和带着这样的使命，从1929年到1941年执掌中国海关，在向帝国主义输送利益的同时，给予蒋介石足够的财政支持。最典型的操作就是关税余额（一般简称“关余”）的重分配。

所谓关税余额，是优先偿付对帝国主义赔款与外债后，中国海关的剩余收入。辛亥革命后安格联将钱存入汇丰银行，用来支持英国资本。没有他的批准，中国政府一点也不能动用。

这笔钱的分量极为可观，1931年（民国20年），中国海关总收入2.6亿两关平银，两年就足够还清辛丑条约本金，折合国币将近3.8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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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亿元是多少钱呢？

1931年（也就是下表的民国20年）民国财政总收入不过6.3亿元，关税占到了蒋介石政权财政总收入的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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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与北洋时期虽然怕洋人，但至少还能对内地一些省份收些农业税、工商税，政府对关税的依赖远没有达到蒋介石政权的程度。对于蒋介石的财政状况，梅乐和一句话就能概括：

“中国国库收入，以关税为大宗，实为国家命脉所托，中央军政各费大抵取给于此。”

我还能用更简短的话概括一次——“旧中国政权，一个比一个更买办化”

1929年开始，中国海关允许蒋介石政权使用关余存款。自从辛亥革命安格联窃取关税余额，北洋政府做梦都希望能花到这笔钱，蒋介石一步就实现了北洋政府的梦想。

而大英帝国将这笔钱回馈蒋介石，当然不是良心发现，恰恰是因为蒋介石政权有用——中共打算彻底收回海关主权，绝不能让他们上台，必须扶植一个镇压革命效率最高的中国军阀。

蒋介石有了大英帝国的财政支持后投桃报李，积极围剿革命，发动了旧中国最“奢侈”的一场围攻战——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战役。

战役结果证明，梅乐和的选择非常正确，大大推缓了中国革命成功的时间，很好地维护了大英帝国在华利益。蒋介石政权一方面坚持偿还庚子赔款，外国恶债，另一方面即便名义上取回了关税自主权，依然采取了异乎寻常的低关税政策。

然而，梅乐和的麻烦不只是红军根据地。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入侵东三省，1937年全面侵华，英国在远东扶植的二等帝国主义开始反噬主人，和自己曾经的大哥争夺殖民地。梅乐和背后的军事力量不足以吓阻日本，只能选择妥协与绥靖。正如同期德国在欧洲的扩张，大英帝国已经不想再挑头镇压新出现的工业强国了。

于是，慕尼黑协定使英国首相张伯伦成为千古笑柄，梅乐和代表中（da）国（ying）海（di）关（guo）也制造了抗日战争中荒唐的一幕。

1932年，在东三省沦陷于日寇之手时，梅乐和这个中国官员竟然跟日本谈判，只要日本承认总税务司的行政权力并且按时交纳英法美等国的外债份额，就承认东三省海关的剩余收入归日本所有。梅乐和还表示，愿意说服南京中央政府承认这一事实。

1938年，南京大屠杀之后，梅乐和为了所谓海关的完整性，代表中国和日本签订了《关于中国海关问题的协定》。

这个协定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

只要日本履行占领区海关债务赔偿问题，那么非占领区的海关依然会向日本交付【庚子赔款】。

换句话说，不仅东三省的海关余款归日本，其他未占领区也要继续给日本提供军费，支持日本侵略自己。这笔钱一直付到1941年日本对英美宣战为止。

蒋介石一直希望外国列强来干涉日本的侵略，然而英国和日本妥协，根本不需要和蒋介石打招呼。对于日薄西山的大英帝国来说，只要保住在华现有利益，日本爱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

蒋介石当然很不满，但一句娘希匹都没有，只能委屈地回复。

“并不表示惊骇，因彼等早知有此结果。但中国民众以英竟与日订结协定，表示愤懑。”

继胡适之后，中国人民对海关的意见又被代表了一次。

蒋介石不高兴，梅乐和也没高兴太久。

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日军直接闯入上海租界将第四任总税务司梅乐和抓进监狱，此时梅乐和手里依然扣留了10亿多元关税余额，相当于中国关税三年的收入。这笔钱被日本全数吞没，大英帝国失去了对中国海关的控制，顺便给了日本侵略军一笔最丰厚的赠礼！

这时美国等国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在1942年起纷纷放弃庚子赔款，美国还在当年提供给民国政府5亿美元的贷款。

从下表的关税比例就也看出英国对华影响力在41年后急速衰退。在全面抗战的背景下，蒋介石买办政权果断抱住了美国大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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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援助当然不可能白给，他们急不可耐地用援助来换取对华影响力，1943年，美国人李度打破了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必须由英国人担任的惯例，开始了洋人统治中国海关的最后时光——也是最“辉煌”年代。

对于中国海关这块肥肉，美国人已经惦记了差不多100年。1854年，正是美国跟在英法两国屁股后面，开创了外国人直接管理中国海关的恶例，只不过当时的美国实力不强，只能跟着其他列强求一个“最惠国待遇”。

凡是其他国家在中国抢走了什么利益，美国人一定要来分杯羹，白吃白喝。鸦片战争后英国商人欠下关税不还，美国商人也就跟着拒付，27万白两欠款就当不存在。

现在时代不一样了，美国人有能力满足自己全部的欲望，只是因为日本占据了中国全部沿海港口，所以不得不等到二战结束。1946年，日本刚刚投降，美国就拿到了中国57.2%的进口份额，英国只有可怜的4.6%，这还不算大量从美国走私过来的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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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1946年《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签订，更是彻底毁灭了自1927年以来中国争取关税自主权的全部努力。看似平等的条约隐藏着巨大杀机——世界上最强大的工业国兼农业国，几乎可以免税进入中国市场，而且海关首脑还是个美国人！

中国几千年农业社会积攒下来的经济底子，终于迎来了宏大的葬礼，旧社会在美国倾销的风声中轰轰烈烈地倒塌。

1946年，中国出口只有1.4亿美元的情况下，进口居然高达5.6亿美元，如此巨额的贸易逆差让国民党政权的外汇储备大减，不得不限制汽车等重要产品的进口。

总税务司李度当然会照顾政府的利益——美国政府。所以，他和自己的英国前任一样，他不仅想尽办法推迟禁令，还偷偷泄露禁令让四大家族在汽车进口上篡改合同，赶在最后一分钟有效期内再消耗一大笔中国外汇。

更有无数的美国商人通过贿赂，通过李度让大量商品私自入关，代价比关税还要低。1947年的中国市场被时人总结为两句话：“无货不美”，“凡美皆备”。以当时中国人的消费水平，可口可乐公司依然能把原料输入中国，由屈臣氏汽水代为装瓶，倾销各地，逼死中国同行，就连是中央汽水厂也几乎倒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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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美国人掌管海关的后果。倾销无孔不入，中国百业萧条，就连传统的农业也被洋米洋面打得不知所措。无论白领，小市民，工人还是农民都在美国货与苛捐杂税的冲击下失业，下岗，破产倒闭。蒋介石一度以为三个月结束剿共，现在连一个月的工资也发不出了。

在美国资本看来，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胜利——不是对中国人的，他们不配，这是美国霸权对英国霸权的胜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人用于拆毁大英帝国的力量，比几年前德国日本的输出还要强十倍，毕竟大英帝国基业数百年，拆哪里都有赚头。围绕着中国海关的斗争只是这幕大戏的一小部分而已——虽然对中国来说已经是全场悲剧。

亲手埋葬了大英帝国，取代大英帝国成为世界头号大国，这样的丰功伟绩足以让美国独立战争时代的开国先贤含笑九泉，然而，年轻的美帝国主义没料到，这场胜利最大的代价，是自己在中国的代理人。

1948年，美国货已经倾销到之前从未进入的四川甘肃，而中国人民解放军也开始对破产的南京政府进行战略反攻，三大战役逐个打响。解放军不靠关税也能发动百万大军，总税务司李度没法再学习前任操控政局的手段，只能调集海关船只帮助国民党把黄金白银运到台湾，最后坑中国人民一次。

1949年，新中国任命孔原为百年来第一任中国籍海关关长，台湾的蒋介石伪政权也获得了美国的“谅解”，在李度携剩余洋员辞职后任命了中国籍总税务司——当然这时只能管到台北和高雄了。不知此时蒋介石是否会想起1927年，那年他还是中国革命军的一部分，北洋政权虽然是革命军的敌人，却能借革命大势撤掉安格联的职务。

1950年，全部海关洋员离开中国，解放军同时给海峡两岸的中国经济赢得了生存权。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不打烂一个就得体制就永远脱不出这种悲惨的枷锁

回复 4楼 的帖子

赫德和安格联管理之下的海关，是旧中国最廉价的2个政府机关之一（另一个是邮局）。

楼主所举金登干的高收入，是来自其在武器推销上所获得佣金。即不是贪污，也不是挪用公款而来，在当时属于完全合法的收入。将其作为海关不公平的证据显然不当。此外作为中介获得佣金，与买办也不是一回事。事实上直至今天，国际金融界上依然存在融资中介获得约2%佣金的惯例。

而海关官员当时采用高新政策，是惩于满清低薪制度的失败，如清县令年俸仅45两，而仅雇佣2名顾问（师爷）至少就要花600两，其结果是严重入不敷出，几乎所有官员不得不贪腐才能维持生活，以至于前清官场制坍方式的腐败，陋规横行。

正是鉴于这点，海关反其道而为之，清海关在洋员控制下，用人和薪俸制度有以下特色：

1，正俸非常高，各种待遇从优；

2，设有高额退休金；

这一设置的目的，其一是高收入本身维持海关官员有体面优越的生活，未来也有保障。而官员想要保住这份体面的生活的未来的保障的前提，就是不能贪腐，否则其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得不偿失。

3，海关各主官都由洋员担任，华员只能担任副手。

这一设置虽然貌似不公，但非常务实，其目的是希望将海关隔离在清朝官场“规矩”之外。如果华员担任各地税务司主管，其因为身份问题无法抵御地方官吏的压力只能服从，从而和地方官员一起同流合污。但是洋员本身是超然的，地方官员无法向他们施加压力迫使海关洋员接受地方陋规。此即所谓“外来和尚好念经”。

如清代，内地设置大量厘关，各关厘金大多被当地官员瓜分，督抚，藩司按例从关厘领取大量银两的陋规非常普遍甚至有一关收入指定为某一大员所得之例，最著名的慈禧之兄弟桂祥曾被指定获得崇文门关税的“好处”。事实上洋员管理前的海关也有类似制度，如粤海关的收入大量被监督们提取占用，上自督抚下自门子胥吏都从中朋分，有观点认为当时粤海关每年实际征收税款，规礼等300多万，但是上缴仅60万两，这还不算，海关还要勒索十三行提用“行用”，19世纪初的十年中仅这样就刮走500多万两。

但是洋员管理后的各地的海关，这种事情就不存在，因为官员是洋人，其人身有保障不受地方官威胁，因此地方官府也无法对洋员施加压力迫使其将海关收入给地方官员提供分成（陋规）。各地税务司必须是洋员不假，这些洋员个个都要有高收入也不假，但是这些钱不是白拿的，总税务司要这些分布在各地的领取高新的洋税务司必须顶住地方官的巨大压力，把该收的税款收上来，如实交给海关金库。不然就放弃高薪回家抱孩子吧。

由此，赫德等人建立了一个超然于前清官场之外，不接受官场陋规的高效率的海关团队，其效果是明显的。

根据史料，洋税务司掌握海关后，虽然基于不平等条约，实际税率下降了，但是关税收入节节攀升，迅速从最初的300万两攀升到2000万两，最后在20世纪初达到3000万两，海关收入成为前清最可靠的收入来源，约占清政府年入的4分之一至五分之一，这在世界其他国家也是很罕见的。

此外将民国时外来物资倾销理解为海关被外国官员把持也是不正确的。以1946年为例，当年巨额外来物资倾销，一方面是扬子公司等官僚资本利用垄断优势大量抢购国外紧缺物资如汽车，五金材料，油料等在国内倒卖获取暴利，宋子良先生曾专门介绍中此中内幕，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国民政府和美国谈判解决抗战时垫款问题，双方就美国偿还欠中国政府的食品，住房租金垫款5亿美元达成协议，美国以太平洋诸岛剩余物资移交给国民政府作为偿付，而国民政府则将这些剩余物资在国内市场出售以换取资金。

这也造成抗战结束后市场上充斥美国剩余物资的状况，这是美国物资在华倾销，但是和海关并无关系，责任在国民政府的财政部的处置不当，在扬子公司等国民党官僚垄断资本的贪婪上。

反之这一时期，过去传统上得益于关税优势的外商如洋行等，因为关税优势丧失且无力对抗官僚垄断资本，事实上都普遍陷入经营困难，如汇丰怡和等选择陆续抛售在华资产逐步退出。由此认为当时洋税务司包庇外商也是毫无依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