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登州府城曾发生过一次历史上最大的祸乱，即孔有德兵变，明朝最精锐的全火器化军队成建制的叛乱，史称“登州事变”。
事情还要从天启年间说起，明朝天启元年(1621年)三月二十日傍晚，努尔哈赤率领的后金军渡过城濠，从辽阳的小西门大呼拥进。这时，城楼上的明朝辽东经略袁应泰眼见城外四处火起，后金铁骑奔突，明军尸横遍壕堑；城内大乱，谯楼着火队队兵士哗变，于是长叹一声“吾死于此也”，遂佩剑印自缢而死。仆人抱尸大哭后，纵火烧了城楼。
辽阳失守的消息传到北京，君臣大受震动，“迁议纷纷”。光禄少卿李藻说：后金“倡乱三年(1618年)以来，倾我府库甲仗……一切为贼奄有，贼转区(驱)我之人，用我之炮，佐其强弓铁马，愈以逆我颜行。”御史方震孺奏：“京城火器，尽丧于辽，存者未必中用，宜责成工部星夜督造”，并建议召回徐光启以制火器，修敌台，相度通州至山海关一线的设防。吏部官员同奏此议。
徐光启以“畅晓兵事”曾得万历皇帝重用，主持练兵，因旧疾复发而辞职。此时熹宗诏用襄理军务，徐光启回到北京。鉴于辽阳之败，明朝“得志于四夷”的长技一一火炮大部分失去，而为后金拥有，要重新取得优势，军队必须实选实练，火器必须求得“以大胜小，以精胜粗”。这又大又精的火器，就是当时流行的最新式火炮--红夷炮。
红夷炮就是荷兰炮。明朝人称荷兰为和兰、红夷、红毛蕃。此炮又称西洋大铳、西铳。《明史·和兰传》载：“其本国在西洋者，去中华绝远……其所恃堆巨舟大炮。舟长三十丈，广六丈，厚三尺余，树五桅，后为三层楼。旁设小窗置铜炮，桅下置二丈铁炮，发之可洞裂石城，震数十里。世所称红夷炮，即其制也。”此炮威力巨大，较之于明朝已引进的葡萄牙火炮“佛郎机铳”和西班牙炮(吕宋炮)，以及明朝兵器家结合中西火炮特点创新的“神威飞电大将军”炮更胜一筹。这些炮，明朝有，后金亦有。红夷炮，明朝还未使用，后金没有。据此，李之藻也认为必须添置新式武器，才能重整国威。向皇帝上疏说：“自非更有猛烈神器，攻坚致远，什倍于前者，未必能为决胜之计。则夫西铳流传，正济今日之亟用。”此时，已有四尊红夷炮运至江西广信。这四尊红夷炮，是前二年由徐光启、李之藻主持去澳门购买的。由李之藻门人张焘和孙学诗前去采购并押解北上。此时朝廷颁下敕谕，张孙二人迅速搬运北上，十二月四尊炮解至京师。1623年，四尊红夷炮发往东北前线宁远(今辽宁兴城)。1626年正月，努尔哈赤率六万骑兵进攻宁远。袁崇焕率将士死守宁远，发西洋大铳，击中努尔哈赤，不久因重伤致死。这击中努尔哈赤的西洋大铳，就是徐光启购买的四位红夷炮中之第二位。
天启年间，徐光启的练兵计划一次又一次失败，于是愈加重视火器制造。他说：“火器者，今之时务也”；“都城万全之计，必赖大小炮位”。可是，一说到造炮，又大伤脑筋：一是所征募到的匠师大多无真才实学，“受匠役所欺者多矣。武弁方士，类言火器，而十无一真”；二是“工部经费无所出”，种种掣肘之事，计划难以实现。崇祯年间，战事愈紧，徐光启认为：“可以克敌制胜者，独有神威大炮一器而己。”由于国帑愈绌，制造火器又处处掣肘，于是更倾向于造炮不如买炮，去澳门购买，那里是高水平的。“澳中火器日与红毛火器相斗，是以讲求愈精”。葡萄牙与荷兰争夺在华利益，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葡萄牙人手中的红夷炮也是真格的。有了炮还要有会用之人，“不宜浪发，一切装放皆有秘传”。徐光启向皇帝建议，在世臣、勋戚子弟以及京卫武臣中选“其志行可信，智勇足备者，别置一营”，成为专门使用西洋铳的“洋炮队”。京卫武臣，娇妻美妾，贪生怕死；勋戚子弟，花天酒地，骄贵庸愚，别置一营”谈何容易。于是，最后倾向于去澳门请洋人带枪炮来助战。
去澳门请炮手，早在1620年买四尊红夷炮时曾有葡人匠师、炮手、翻译等10人入境，但到广州则被遣返回澳门。1623年4月，由兵部尚书董汉儒与鹿继善、张焘等人主持，张焘去澳门聘请炮手，“夷目七人，通事一名，兼伴十六名”，同时入境的还有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和毕方济。这是西方殖民主义者兵士第一次深入中国内地。他们的装束大异于中国官民与士兵，衣饰奢侈，惹人注目。在北京演习放炮时，不知何种原因，炮忽炸裂，一葡人和若干围观者被炸死，余下的被反对洋人洋炮的官员打发回澳门。1629年末，广西军门李逢节、广东军门王尊德等由于倾向于请洋人助战，澳门葡人也图拉拢明朝以拒和兰，于是一支由葡人译员陆若汉、葡人军官公沙的西劳带领西洋大铳10尊及其他火器，炮手士兵共400人的“洋炮队”入境。一时舆论大哗，除留下全部火器和一部分军官炮手外，其余打发回澳门，这一行人于1630年1月5日到达北京城外，正值涿州城危急，于是被明廷派往前去援救。守城15昼夜，后来清太宗皇太极未围攻涿州而退回边境。涿州形势缓解，一时舆论尽言西洋大炮的威力、公沙的西劳的功劳。公沙的西劳向明廷表示，如果皇上钦准，愿往澳门招集300葡人前来助战，不仅可使敌军败退，还可深入彼国跟踪追击。徐光启也向崇祯皇帝推荐陆若汉等人“教演制造，保护神京”。他说：“陆若汉不作诳语，臣近与议论，深入兵家阃奥，益知此辈必能破贼。”徐光启奏请皇上派人，“前往广东濠镜澳(澳门)遴选铳师艺士常与红毛对敌者200名，兼伴200名，统以总管，分以队伍，令彼自带堪用护铳盔甲枪刀版盾火枪火标诸色器械，星夜前来。”陆若汉被派回澳门作联络和组织工作，明廷还派了两个大官董其事，于是一支150名葡人和一巨炮队的“洋炮队”在明朝官员和陆若汉的带领下北上，根据徐光启的建议，陆若汉和公沙的西劳带着“洋炮队”去登州协助孙元化设防。据徐光启估计，那里共有西洋大炮16尊、中炮80尊。
孙元化以及他的老师徐光启的想法是，像当年戚继光那样，训练一支新军，虽然人数不一定很多，但装备精良训练有素，能在关键时刻为帝国力挽狂澜。
此时，孙元化麾下的辽东兵将近四万，孙元化和徐光启将军队的建制由卫所制改为营制，他们计划每营4000人，其中战斗部队2000人，后勤人员2000人（战斗激烈时也是战斗部队），配有双轮车120辆，炮车120辆，粮车60辆，共300辆，武器装备，西洋大炮16门、中炮80门、鹰铳100支、鸟铳1200支，炮手还配备手铳（手枪），这样火器几乎人手一支，可以说这是一支极具“现代化”“机械化”装备的军队，为了适合近战，每个士兵还装备一把锋利的日本刀。他们采取的战斗策略是，与敌对阵时，以双轮车围成环形防御阵地，将火炮架在车上，同时士兵以车为掩体，释放火铳（火枪）火炮，让敌人无法近前，值得一提的还有炮车，这几乎就是坦克、装甲车雏形，士兵藏在车厢内躲避敌人的弓箭，车厢上有射击孔，可以发射火铳和中国独有的火器--火箭（火药助推的箭，一次能发射多支或连续发射箭矢，也就是所谓的“诸葛弩”），如果敌人突破了火力线，攻入车阵，士兵可以拔出刀与敌近战，日本刀及刀法的锋利凶猛是众所周知的，而平时拉车的马装上鞍具，就变成了战马，使步兵能变成骑兵。徐光启认为这样的部队不用多，若成就四、五营，则关内安危就不必担心；成就十营，则不必害怕关外势力；若成就十五营，则不必担心收复失土的问题了。虽然，车营制并不是徐光启的首创，但装备如此之多的火器的部队，还是非常罕见，孙元化当时所统率的辽东兵部队即为此类精锐火器营的样板试点。
由于孙元化是“以辽人守辽土”战略的始作俑者，十分器重辽东本地人，使得原毛文龙的大批部下，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纷纷投靠于他，在收编了上万精锐勇猛的辽东兵后，孙元化从澳门聘请葡萄牙军官特谢拉·科雷亚（Goncalvo Teixeira Correa）等火炮专家来训练他们使用西式武器，可是孙元化也不知道，他的这些举动也为自己将来的悲剧留下了伏笔，崇祯帝、袁崇焕、孙元化这些人所做得一切都在不知不觉中为自己、也为自己的帝国掘好了坟墓
孔有德曾是明朝末期辽东总兵毛文龙的部下，袁崇焕督师辽东时，借机除掉了毛文龙，并收编该部。此后，明廷将收编的部队分散驻扎在辽东半岛到山东半岛沿海的各个岛屿上。时任登莱巡抚的孙元化曾在辽东做过官，错误认为辽人可用，将其八千余人由天津海运到登州，并委任孔有德、耿仲明、李成九等毛文龙旧部军官为部下。
崇祯四年（1631）八月，清军围攻大凌河（今辽宁锦县），登莱巡抚孙元化奉命调孔有德率军援辽。援军行至直隶吴桥（今河北景县）时，因天气恶劣，给养匮乏，孔有德、李九成遂发动兵变，连克七座县城，年底，叛军兵临登州城下。
崇祯五年（1632）正月初二，孔有德见城池坚固，久攻不克，施计从镇标将张焘所部降兵中精选三百人诈开城门。进城后，与耿仲明、陈光福等辽军旧部密谋内应，耿仲明打开城门，迎接叛军，不到天明，孔有德已全部占据登州城，活捉巡抚孙元化，登州道、监军道、知府、同知、知县等城内各级官员均被俘。这次登莱之役，葡人死12人，伤15人，所有洋枪洋炮尽为孔有德获取。事后，孙元化和张焘被朝廷处死，王征戍边；统领公沙的西劳和阵亡炮手受到皇帝追赠参将、游击、守备等，每人银10两，给其妻孥。陆若汉和其他洋兵要求回澳门。皇帝也赐与重赏（1633年，陆若汉返回澳门。翌年三月二十日，陆若汉卒于澳门。）正月初四，叛军占领水城，镇总兵张可大自缢于天平楼。占领登州城后，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屠城手段，将居民驱出东门外，大肆屠杀，尸横遍地，连城壕都填平了。叛军获得战利品计有：战马三千匹，饷银十万，红衣大炮二十余具，西洋炮三百具，其他火器甲仗不可胜数，“城中金帛子女皆为贼所有。”之后，孔有德大肆封官进爵，李九成、孔有德自称为都元帅，铸印“替天行道都元帅”，推李九成为首，孔有德次之，耿仲明自称都督。叛军还将搜刮来的金帛子女分配给士兵，用缴获来的巡抚防檄索取州县银两，用白银收编部队，招降纳叛，四处出击，反复上演诈降丑剧，致使明军一再贻误战机。
登州事变后，明廷招抚、投降的意见占了上风，致使一再贻误战机，直到九月初一，明军各路人马才赶到登州。十月，明军开始大举攻城，双方形成僵持局面。进入冬月，天寒地冻，城中粮食耗尽，物资匮乏，叛军甚至啖人肉，点天灯，百姓横遭涂炭。崇祯六年（1633）正月，明军采取劝降手段，眼看登州难保，二月十三日，孔有德率万余人乘船退守海岛，陈仲明也收缩部队，放弃大城，十六日，命叛军王秉忠据守水城，负隅顽抗，自己竞趁夜色逃亡。明军进入大城后立即开始进攻水城。
水城南就是府城北，两城之间仅一路之隔。城头箭炮如雨，呼声震天，由于叛军的防御十分顽强，明军一直无可乘之机。最后，游击刘良佐献计，从水城西南角的永福寺挖地道直通水城，用炸药将水城炸开一个缺口，明军涌入城内，双方展开肉搏。但由于明军纪律太差，一边作战，一边抢夺妇女、财物，叛军抓住机会又将明军赶出城外。无奈，山东巡抚朱大典，监军杨作楫亲自在城头上督战，战局才发生改变。叛军退保蓬莱阁。为了减少伤亡，明军采取招降策略，当天下午，水城被攻下。
崇祯六年（1633）四月，孔有德和耿仲明以百余艘船，男女一万两千多人，连同大批军器、枪炮，冲破明军的围追堵截，浮海从鸭绿江出海口附近登陆辽东， 孔有德的初步想象是在辽东沿海占据一个岛屿或一块三不管的地方，武装割据一方。然而，驻守在皮岛、旅顺的明军总兵黄龙带领海军对他们进行了截杀，李九成的儿子李应元被斩杀，毛承禄、陈光福被俘，将他的幻想彻底打坏。他与耿仲明带领剩下的舰船、人员在海上漂流了数月，也在海上过了年。走投无路的孔有德，做出了最后的取舍，投降明朝的敌国——后金，在与后金接洽接洽后，他们在指定的地点登陆，皇太极派出了汉八旗将领打退了明军的追剿，接应孔有德叛军进入后金的疆土。皇太极开始还认为是明朝做出的苦肉计，在证明是实在的投降举动后，皇太极心知足足，亲身在沈阳城外迎接孔有德、耿仲明。自此，历时十八个月孔有德叛乱完毕，但这场平叛战役，交兵双方都不成功，固然明朝停息了叛乱，并在太庙举行了浩荡的献俘典礼，将李应元、毛承禄两个匪酋凌迟处死，算是给连战连败的帝国打了一针强心剂。但明朝的登莱两州，这个辽东前线的后懒练兵基地，被叛军捣了个稀巴烂，也给近在京畿的山东地区带来杀人十余万、残破三百里的恶果，而且数位朝廷封疆大吏跟大量地方官员被杀。同时，叛乱的两个首犯都不落网。而孔有德固然一度攻占了登州多座州县，但也不完成他的自破为王武装割据，与明朝平起平坐的构想，他最终沦为了汉奸，成为清朝的开国功臣。
但交兵双方之外，却有一个最大的赢家，这就是清朝的前身后金，他们的天聪汗皇太极终于得到了朝思暮想的精良的西洋火炮——孔有德带来了至少二十门葡萄牙澳门造炮局原装的红夷大炮，而且还得到了孔有德等由葡萄牙军事顾问所直接教授，弹药制造技巧以及瞄准学问与仪器操作的军事技巧人才。后金得到孔有德和耿仲明带着明朝最精锐的火器部队投诚，如获至宝，大力仿制发展火器，后金的火器水平开始于明朝争锋，改良后的红衣大炮成为攻城利器，对明朝的城墙构成巨大的威胁。不只如此，海战是后金最欠缺的地方，而孔有德带来了大量的战船，使后金也树破了本人的海军，凭船运炮使他们可能绕过山海关，在明朝沿海任何一个地方登陆，至此，后金与明朝的军事实力顷刻就出现了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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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评论;这样 的结果使得本来只是弓马天下的满族也有了火器，才有了相比较而言“现代化”“机械化”装备的军队，才有了后来的大清帝国，才有了后来的鸦片战争，才有了带给我们的百年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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