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对粟裕而言，的确有些流年不利。

    先是攻台作战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山姆大叔在台外海峡横插一杠，使他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的准备之功，瞬间毁于一旦。

    随后，毛泽东将他调往东北，还把攻台的战略预备队十三兵团、全军机动力量十九兵团以及他的老部队九兵团组成东北边防军（计划辖十一个军约七十万人，与粟裕十二个军的攻台部队差别不大），继续让他统领，还给他配备了东北野战军林彪的副司令员萧劲光、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的副主任萧华做副手，准备出兵朝鲜和老美大干一场。

    不想，多年的战伤却早不发晚不发，偏偏这时候出来凑热闹，特别是头颅里的三块残碎弹片，弄得他头痛难忍，左右环视都困难，吃饭还得把饭菜摆在正面一条直线上。

    沙场死人堆里摸爬滚打出来的人，当然不是贪生怕死之辈。何况军人生来为战胜，有仗可打，有兵可带，正是“大丈夫立功异域，以建功业（班超语）”之时，粟裕何曾不想效法东汉定远侯班超，与让自己攻台半途而废的美国佬，痛痛快快拼杀一场？

    但病来如山倒，纵是英雄如粟裕，也只能仰天长叹，徒唤奈何。他托罗瑞卿给毛泽东带信说：“新任务在即，而自己病症未见转好，心中甚是焦虑。”

    中央苏区时期就是红一军团政治保卫局局长的罗瑞卿，这时候是国家公安部部长、公安军司令员兼政委，自称毛泽东的“大警卫员”。

    每当毛泽东离京外出或在京参加社会活动，他总是亲自部署警卫事宜，大部分时间还亲自陪同。

    凡毛泽东出入的活动场所、行走路线、所乘汽车状况，他都不敢丝毫懈怠，总亲临现场检查。毛泽东要走的路线他要自己先走一走；要坐的椅子，他也要事先坐一坐，做到缜密周详，确保万无一失。

    毛泽东将自己的安全托付给罗瑞卿，自然也是基于对他莫大的信任。

    正源于这种信任，在“国难思良将”，急需粟裕挂帅出征之时，毛泽东派罗瑞卿专程前往青岛探望粟裕，看看他病情的严重程度到底如何。

    罗瑞卿回来，如实以告。

    毛泽东无奈，只得走马换将，让两个“候补队员”上场，先是林彪，这又是一根“病秧子”，最后只好让彭德怀去了。

    多年后，垂垂老矣的粟裕回首往事，感慨赋诗说：“将军只合裹尸还，何其生入玉门关。”

    一般人以为粟裕只是在为自己蒙冤与赋闲吐露不平之气，其实更多的应该是叹息当年未能“统兵提锐旅”，攻克台湾或者征战朝鲜。

    以粟裕大兵团作战的超一流表现，毛泽东攻台作战、抗美援朝都将其作为首选，当然是深思熟虑后的谨慎之举。

    而粟裕也只要左右成功一个，他的功勋在军事统帅里，则几乎可称“国士无双”，后来的蒙冤或许不至于好像小媳妇一般的狼狈，平反或许也就顺利得多。

    但正如诸葛亮的“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历史留给每个风流人物的最后结局，总是一种遗憾。粟裕也不例外，后人只有慨叹“收台抗美囊中事，天意可怜不属公”了。

    不过，即便没有这两仗，他的赫赫战功与军界地位也早已跻身统帅人物行列了。

    他麾下如云的战将以及他的“粟总”之称，就能“管中窥豹，可见一斑”。

    陈赓曾说：“我虽然是个大将军衔，但是当年却是当元帅般神气，统帅过两位上将和一位大将。”

    他指的是1931年做红四方面军十二师师长期间，手下两个团长许世友与徐海东，后来分别授衔上将和大将；另外还有一位小班长陈锡联，后来授衔上将。

    陈赓是个极诙谐的传奇人物，这个说法自然是玩笑。他所说的当年，还无所谓大将上将，他统领的那几个人，还只是初出茅庐的中下级干部而已。

    而后来同为大将军衔的粟裕则不同。他作为一个方面军的统帅，完全可以“牛”气十足地说，1955年授衔之前，曾直接指挥或毛泽东计划令其指挥过三个大将和二十六员上将。

    这些可都是货真价实的“牛”人，人人有两把“刷子”，指挥过数万乃至上十万人马。

    第一个大将是陈赓。1947年12月，粟裕奉毛泽东“由粟亲率（华野部队）南下与陈（赓）谢（富治）会合，并归粟统一指挥，沿平汉向南直迫武汉”的电令，指挥陈赓打过平汉路战役。

    1948年1月，毛泽东又多次明示粟裕，令其指挥陈赓兵团作战：“粟裕及陈谢两军统一由粟指挥，由现地向豫鄂陕边行动。”

    因为陈赓兵团属于刘邓的晋冀鲁豫野战军建制，与华野是兄弟部队，而且陈赓资格比粟裕老，南昌起义就是营长，粟裕不过是警卫班长，因此毛泽东特意交代粟裕：“陈谢及十纵、十二纵受你们指挥，你们应当放胆指挥。”

    1954年10月，粟裕被任命为总参谋长，陈赓也做了副总参谋长，又成为粟裕的副手，在其直接领导下工作。

    第二位大将是张云逸。这是一个比许多元帅资格还老的“元老”级人物，曾做过两年的新四军代军长，是粟裕的老上级。直到解放战争快结束的时候，粟裕才在指挥体系与职务上超过他。

    当然，如果粟裕1948年5月不谦让陈毅，担任了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那么这种超越就可提前一年。

    1949年6月，华东军区与第三野战军机关合并后，粟裕是华东局分管军事的常委、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主持华东军区及三野总部工作的副司令员、三野前委书记。张云逸为华东军区及三野副司令员兼山东军区司令员，实际负责山东军区工作，成为粟裕事实上的下级。

    这年6月27日，粟裕收到张云逸、许世友等人攻打长山列岛的请示电后，电示他们攻夺时应注意的事项。不久，长山列岛被攻克，成为跨海作战第一个成功的先例。

    第三员大将是萧劲光。这位林彪东北野战军里的副手，红军时期也是粟裕的上级，在1950年6月以海军司令员的身份配属粟裕指挥，准备攻台。

    攻台计划取消后，他又被毛泽东特意安排为东北边防军副司令员，准备协助粟裕抗美援朝。

    粟裕指挥过的上将，华东野战军里就有王建安、叶飞、许世友、陈士榘、钟期光、唐亮、宋时轮、韦国清、张爱萍、傅秋涛、宋任穷等人。

    这些令国军闻风丧胆的将领，除张爱萍、宋任穷时间较短外，其余均长期在粟裕麾下南征北战。

    1947年12月至次年1月，粟裕又一度指挥过中原野战军将领苏振华、谢富治、杨勇、王宏坤。

    1950年7月，东北边防军成立时，萧华、李聚奎、邓华、赖传珠、洪学智、韩先楚等原林彪麾下的战将，均被毛泽东安排为粟裕的部将，有几位后来做了副总参谋长，直接归总参谋长粟裕统领。

    1954年总参谋部时期，归粟裕统领的副总参谋长还有西北野战军彭德怀麾下的战将张宗逊、彭绍辉、王震、华北军区聂荣臻的战将杨成武以及红色“特务”头子李克农等人。

    以上将领共二十九人，占正式授衔的九名大将、五十七名上将的百分之四十四。

    粟裕统领的大将、上将如此之众，中将级别及其以下的将领则更不消说。他统率的三野最强盛时有八十万之众，兵多将广，仅次于林彪的四野，中将级别的将领原本就“人多势众”。

    这自然是陈赓所说的“元帅般神气”了。不过，有些元帅因为未能直接统兵的缘故，还不曾指挥过如此众多的战将作战。

    事实虽如此，但与陈赓性格迥异，又十分低调的粟裕，当然不会说“比元帅神气”，哪怕只是闲聊间的玩笑。

    正因为粟裕如此“风光”过，他和其他七位元帅一样，也获得了“粟总”或“粟老总”的雅号。

    解放军总部以及各个方面军里，有八位统帅级人物常常被部下或同仁称为“某老总”或“某总”，并一直沿用至建国后，成为比他们的职务或军衔更令世人景仰的称号。

    朱德：红军总司令、解放军总司令，被称为“朱老总”。

    贺龙：红二方面军总指挥，被称为“贺老总”。

    徐向前：红四方面军总指挥，被称为“徐总”或“徐老总”。

    彭德怀：解放军副总司令兼西北野战军（一野）司令员，被称为“彭总”或“彭老总”。

    林彪：东北野战军（四野）司令员，被称为“林总”。

    陈毅：华东野战军（三野）司令员（实际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中野做副司令员），被称为“陈总”或“陈老总”。

    聂荣臻：华北军区司令员，被称为“聂总”或“聂老总”。

    粟裕：华东野战军（三野）负责战役指挥的副司令员、代司令员，被称为“粟总”。

    在方面军级的军事主官中，只有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是例外，未被称为“刘老总”。原因是他出于谦逊，不允许部下称“刘老总”，大家也就习惯于称“刘司令员”了。

    因此建国后，与罗荣桓被称为“罗帅”、叶剑英被称为“叶帅”一样，刘伯承常常只被尊称为“刘帅”。

    粟裕与林彪因为最年轻，统率千军万马时属“少壮派”，很少有人称之为“粟老总”及“林老总”。

    张震回忆说：“我到（总参）作战部时，在总参工作的首长只有聂荣臻和粟裕两位。我还是按照解放战争时期的习惯，分别称他们为聂总、粟总。”

    张震是粟裕的老部下，称呼“粟总”不奇怪，有元帅军衔的叶剑英，出于对粟裕打仗本领的钦佩，在1958年9月欢迎被“贬”到军事科学院当自己副手的粟裕时,竟也不叫粟裕同志或粟副院长,而是叫“粟总”，并且一直保持着这一称呼。

    “文革”中，江青处处飞扬跋扈，对许多元帅颐指气使，大为不敬是家常便饭，但对解放战争常给毛泽东和自己带来惊喜的粟裕，一点也不敢小视，常常以“粟总”称呼他。

    1984年2月粟裕辞世后，老部下王必成得悉，叹息说：“粟总是被浪费的人才!”

    华东野战军二十四军老战士，北京军区师级离休干部吕韧敏老人也回忆说，战争年代，将士们有称粟裕为“粟总”的，也有称“粟司令”的。

    当然，也有称呼“粟老总”的例外，原华野十三纵司令员周志坚回忆一次攻击失利时说：“粟老总严厉地批评了我们。我拿着话筒，一句话也没有说。首长的批评是对的，我从心里接受。”

    “粟老总”指的即是粟裕，尽管他批评严厉，多年后的周志坚还是对自己的统帅心服口服，充满了敬意。

    显然，“某老总”或“某总”这一称呼，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他们在军中的统帅地位，与后来的元帅地位是相当的，只是粟裕因为又一次谦让，失去了元帅这一军衔而已。

    也正因为此，仅为大将衔的粟裕，在和平年代渐渐被淡忘了“粟总”的称呼。加上1958年挨整，平反又最晚，囿于宣传力度与级别的缘故，与其他七位“老总”逐渐拉开了距离，成为方面军统帅人物里的畸零者。

    第三十三章并肩站在辞帅行列的老邻居

    北京碧波荡漾的什刹海旁边，有一个被分隔开来的普通四合院，院里住着两户人家，前面的男主人是罗荣桓，后院则是粟裕。

    两家比邻而居，和睦相处。两位男主人辞世后，家人依然平静地住在此处，一晃就是半个多世纪。

    这当然不是普通的人家，也不是房管部门随意的安排。罗荣桓搬进来的时候，职务是总政治部主任，粟裕住过来的时候，则是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不久又被毛泽东任命为总参谋长。

    这两个湖南老乡，一文一武，虽很少一起共事，打天下的时期，“红军队里每相违”，大多分处不同的战略区，并不很相知，却因后半生做了远亲不如的近邻，成为人生难得的有缘人。

    其实，两人有缘的还远不只半辈子邻居，他们的经历与资历也大体相当，可谓半斤八两，难分伯仲。

    粟裕1907年8月生于湘西的会同，罗荣桓则于1902年11月生于湖南东南部的衡东，一东一西，远隔千里，两人相差五岁。

    一般而言，年龄稍大，往往意味着更容易积累资历，但对粟裕来说，罗荣桓似乎是个例外。

    1923年，二十一岁的罗荣桓开始了“造反”经历，在长沙参加反日、抵制日货活动。

    这年，粟裕十六岁，刚念高等小学，可谓“乳臭未干”，却也“人小鬼大”，在会同参加罢课，抗议军阀欺压老百姓。

    此后两年，罗荣桓与粟裕分别在青

    岛大学、常德二师念书，不过圣贤书倒没读进去多少，大部分时间在搞第二职业：参加学潮，反帝爱国。

    1926年，罗荣桓收拾好行李，走出了校园，但“毕业即失业”，只得回到老家衡东，当了一个愁闷的待业青年。官逼民反，他很快参加了农民运动，和农民兄弟们打成一片。

    粟裕还是做他的学潮活跃分子，支援北伐，声援工农运动，忙得不亦乐乎。这年11月，他还领先罗荣桓一步（七个月），加入了共青团。

    1927年，是中国历史上不平常的一年，从达官贵人到贩夫走卒，似乎人人要过一道坎，或平步青云，或身首异处，抑或碌碌无为。

    粟裕与罗荣桓都把握了人生的机遇，迎来了一个铁与血的时代。

    这年，中共相继发动三次大起义，创建自己的武装。他们两人都加入了中共，分别参加了最早的两大起义：南昌起义与秋收起义。

    罗荣桓比粟裕更幸运的是，他参加的秋收起义，尽管晚于南昌起义一个月，但因为是“毛主席亲自来领导”，对罗荣桓而言，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

    这是罗荣桓后来深受毛泽东信任与不断提拔以及代表秋收起义“山头”，最后授衔元帅的重要原因之一。

    “激流归大海。”1928年，粟裕与罗荣桓殊途同归，分别跟随朱德、毛泽东相聚在井冈山。

    这年4月，罗荣桓上了一个台阶，做了工农革命军（红四军）三十一团的营党代表。粟裕还在原地踏步，不过转行做了军事主官，成为红四军二十八团的连长。

    1929年，红四军先后召开了两次著名的代表大会：七大与九大。毛泽东遇到了人生的第一次起伏，不过有惊无险，部队最高指挥官 前委书记一职先失而复得。

    这两次大会粟裕都参加了，耳闻目睹了这一戏剧性变化的全过程。罗荣桓则只参加了后面的红四军九大。

    两人这一年又开始平级，成为团级干部，而且“专业”也一样，粟裕重新捡起了政工的老本行，做了红四军二支队政委，罗荣桓则是九支队政委。

    不过，因为是秋收起义的老人马，毛泽东重新成为前委书记后，吸取红四军七大自己的票数不多，前委书记选举中惨痛落马的教训，推荐罗荣桓做了红四军前委委员，比粟裕多了一个头衔。

    这虽然似乎是虚职，却无疑是一种重要的资历积累。

    1930年，两人又进了一大步。

    罗荣桓的跨度要大一些，先是做了二纵队党代表（师级），因为毛泽东、朱德上了一个台阶，成为红一军团的军政最高首长，原来的红四军就交给了罗荣桓、林彪这一文一武打理，因此罗荣桓很快接替毛泽东在红四军的职务 政治委员（即党代表）、军委书记，成了军级干部。

    粟裕的速度也不算慢，紧紧跟了上来。到年底的时候，做了红十二军六十五师师长，不久，又改任六十四师师长。

    这一年，他二十三岁，正是当代青年在大学校园卿卿我我，懵懵懂懂，或者在校外四处投递简历，为一张饭碗奔波劳碌，乃至泪眼婆娑的年纪。

    一年过后，两人还是老样子，但也有不大的变化。

    罗荣桓的军委书记一职被林彪接了过去，成为二把手。粟裕则转任红四军参谋长，做了三把手。

    两人开始在一个锅里吃饭，有了一段短时间的共事。后来的邻居缘分，大概从这里就开始结下了。

    1932年，两人依然保持原来的级别，不曾“进步”，具体职务则有些异动。

    罗荣桓经已跃居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的毛泽东提议，担任了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粟裕则在年底成为该军团教导师政委。

    以后的两年，毛泽东开始第二次倒霉，随着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御驾亲征”，来到江西，他被彻底晾了起来，排斥在红军的领导之外。

    深受毛泽东信任的罗荣桓自然也遭到牵连，被调离了主力红军，到地方上的江西军区做政治部主任，很快又改任总政治部巡视员等闲职，在长征出发前才重返主力部队，当了红八军团政治部主任（因该军减员被撤销，罗荣桓不久又回到巡视员的岗位）。

    粟裕倒未受到多大影响，相继成为

    红七军团、红十军团参谋长，再次与罗荣桓平级。

    1935年后，因为一个跟随毛泽东万里长征，一个留在南方丛林“自生自灭”，两人开始有了较长时间的差距。

    随着毛泽东东山再起，罗荣桓很快被任命为红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开始从闲职重新起步。到两年后的1937年7月，他又被重新任命为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

    粟裕的官运则开始卡壳了。因为不曾跟随主力红军长征，长期远离中央，音讯不通，生死有命，职务自然也就停滞不前。

    红十军团失败，番号自行消亡后，粟裕这个军团参谋长自然也就自动解职了。他将余部组成了一个挺进师，重新做了师长，一干就是三年。

    当然，这时候的中国，兵荒马乱，有枪就是草头王，七八杆枪就敢自称司令的不少。如果粟裕将番号夸大一点，自封个军长、司令，也未尝不可。估计后来毛泽东或许也只得来个“追认”。

    当年贺龙在湘鄂西，几起几落，常常是八九十个人就扯起一个军的旗号，人数虽少，他这个军长级别可不低。

    但世殊事异，贺龙可以这样做，粟裕则不能。

    革命不是为做官，这是当时比较坚定的革命者的基本常识，以粟裕谦逊低调的为人，也注定不会如此“野心勃勃”，没有一点组织原则。何况以官衔职务论才干、贡献，毕竟是后人才有的荒唐做法。

    尽管如此，红军时期的罗荣桓与粟裕，在履历上还是基本相似，级别也是相当的。

    抗战伊始，两人依然因与参加长征与否带来的惯性，一段时间里差距较大。

    罗荣桓1937年8月结结实实跨了一大步，成为八路军一一五师政训处主任(政治部主任)。

    这时候的一一五师，其实就是红一方面军（含陕北红军）。也就是说，罗荣桓这一职务等同于早先王稼祥的红一方面军（陕甘支队）政治部主任。

    因为王稼祥升任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兼八路军总政治部代主任，原来在方面军的职务就空缺出来，毛泽东指令罗荣桓接替。

    粟裕虽然可以“天高皇帝远”，不用担心“伴君如伴虎”，但职务上就无法相提并论了，这年10月他在挺进师改编的国民革命军浙闽边抗日游击总队，做了司令员。

    这个司令员听起来够威猛，但含金量的确不足，没几条枪，级别自然也上不去，还是过去的师级。

    1938年，罗荣桓又进了一步，做了一一五师政委，按国军的级别，上到了师级。

    粟裕则成为新四军二支队副司令。新四军虽然有军的番号，但其实仅相当于一一五师的级别，因此这时候粟裕是副旅级。

    不过，二支队司令张鼎丞很快去了延安，由粟裕代理司令。粟裕与罗荣桓相差了一级，悬殊依然不是很大。

    到了1939年，粟裕进了一小步，成为新四军江南（江北）指挥部副指挥（指挥为陈毅），掌管两个支队，已经跃居副师级行列。

    1941年后，进入山东的罗荣桓成为山东军政委员会书记，在朱瑞为书记的山东分局领导之下，开始实际指挥一一五师（实为一个旅）与山东纵队。

    粟裕也进步不小，先是做了新四军一师师长兼苏中军区司令员、苏中区书记。不久，又成为一、六师两个师的师长，管辖大江南北的苏中、苏南广大地区。

    1943年，罗荣桓成为全山东的一把手，开始真正独当一面。毛泽东先一年将老资格的原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八路军一纵队（下辖一一五师等部）司令员徐向前召回延安后，又将山东分局书记朱瑞等人先后调回，罗荣桓成为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一一五师政委、代师长。

    粟裕则在1944年成为苏浙军区司令员，指挥苏南、浙西、浙东各部。

    苏浙军区与山东军区相比，后者和整个华中新四军是相当的。

    不过，到了1945年，两人虽然在党内一个是中央委员，一个是中央候补委员，但在军职上又开始平级。

    罗荣桓成为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粟裕则因谦让张鼎丞做司令员，只担任了华中军区副司令员兼华中野战军司令员。

    华中军区与山东、东北等军区平级，是当时的七大军

    区之一，毛泽东在1945年11月曾给这七大军区布置组建野战军的任务：华中军区粟裕五万；晋察冀军区聂荣臻七万；晋绥军区贺龙三万；晋冀鲁豫刘伯承七万；山东军区陈毅七万；中原军区李先念三万；东北军区林彪二十万。

    因此，粟裕这个华中军区副司令员，在隔了好几年后，终于赶上了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罗荣桓。

    解放战争开战后的第一年，对弱势的中共而言，是最为艰辛的时候。粟裕被任命为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负责战役指挥，在军职上与罗荣桓已经完全相等。

    罗荣桓则在这年远赴苏联就医，做了肾脏切除手术，一年后才回到东北。

    1948年，粟裕先是独立主持华野总部，指挥华野主力（西兵团)作战，并一度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一纵、十纵、十一纵、十二纵以及陈谢部队。不久，被毛泽东任命为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在粟裕谦让之下，只担任了代司令员、代政委兼代前委书记，开始实际独立统率一个方面军。

    罗荣桓这年成为东北军区第一副政委兼野战军政委，但实际负主要指挥之责的人，显然是司令员兼前委书记林彪。

    从这一点上说，粟裕虽然谦让了方面军正职，但仍然首次超过了罗荣桓。

    1949年春，第四野战军（东北野战军）南下，罗荣桓又因病留在了天津治疗，随后到了北京，从此告别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但他仍然被毛泽东安排为华中局第二书记兼军区第一政委（未到职）。

    这年9月，罗荣桓以第四野战军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参加了开国大典，并当选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

    粟裕则一直主持三野及华东军区工作，9月也来到北京，以第三野战军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出席了开国大典，并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军委委员。

    在这次新当选的二十八位军委委员中，粟裕排名位置靠前，居第十五位，而罗荣桓不是军委委员（以前也不曾进入过军委）。

    也就是说，粟裕这一时期的军内职务，再次超过了罗荣桓。

    在9月30日这天，各大单位的代表团团长给人民英雄纪念碑铲土奠基的时候，这两个老乡又一次“共事”：在毛泽东、朱德、贺龙之后，粟裕第四个铲土，第五个是二野的刘伯承，随后罗荣桓代表四野第六个铲土奠基。

    1950年，罗荣桓留在了北京总部，成为总政治部主任。

    粟裕则继续到前线，担任攻台作战总指挥。7月初又被毛泽东“钦定”为东北边防军司令员，准备和罗荣桓的先后副手萧劲光（东北野战军副司令员）、萧华（总政治部副主任）一起，出兵朝鲜。

    他因病不能成行后，很快第一次出国，到苏联治疗。1951年回国，被任命为第二副总参谋长（因总参谋长徐向前未到职，粟裕实为第一副总参谋长），即便不算粟裕军委委员的军职，与罗荣桓的级别也相差有限。

    1952年，全军开始干部评级工作，正式确立军队干部等级制，并着手授衔的准备。

    次年1月，中央军委发布了《关于实施军衔制度准备工作的指示》，提出“如果可能的话，拟于今年（1953年）7月份全军实行军衔制度”。

    从这时起，元帅、大将人选已在中央书记处的考虑之中，也就是《关于实施军衔制度准备工作的指示》说的“军衔鉴定”工作。

    最后在人选既定的情形下（即贺龙1953年透露的内定），为使职务与军衔相匹配，罗荣桓于1954年6月被增补为军委委员、军委副主席，随后成为新成立的中共中央军委委员，从而在1955年9月顺理成章授衔元帅。

    这一点，似乎与王树声有着某些相似之处。

    1954年1月前，曾是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的王树声职务并不高，仅为湖北省军区司令员。因中央书记处决定授他大将衔，因此他在短期内，相继被任命为中南军区副司令员兼湖北军区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总军械部部长。

    正因为此，认为自己资历不够，被毛泽东称赞“是个老实人”的罗荣桓深感不安。

    得知中央准备授予元帅军衔后，他再次表现

    了一个纯粹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立即给毛泽东写信，说自己参加革命较晚，请求不要授给他这样高的军衔。

    罗荣桓的请求无疑是诚心诚意的，但他的授衔与否，显然已不是个人的荣誉与待遇问题，而是代表了秋收起义以及全军的政工队伍，因此这一请求也就未被毛泽东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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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作为一个非资深军迷，我认为粟裕戎马一生，有三件事情颇为遗憾：其一，没有解放台湾；其二，没有拜帅；其三就是文革期间受到的迫害了。

其实，在解放后授衔过程中，毛主席是花了很大的心思的。十大元帅十大将受数量限制，本身就是革命成功后的论功行赏，要综合考虑资历、经历、军事指挥能力和军功、不同时期的革命贡献、山头代表和山头平衡，综合考虑平衡后确定的。真正军事能力上的元帅是没有10个的，彭、林、刘、徐、粟是真正的军事元帅，其他多是资历、山头、政治等方面平衡的结果。

其实真正能分高下的是军事指挥能力，就是你打的大胜仗换别人打不出来或根本就不敢打，做到换位思考就能看出军事能力高下。粟裕指挥大部队一出手就是7千打3万的黄桥战役，后面的天目山战役、苏中战役、鲁南战役、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豫东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上海战役等基本都是经典战役。特别是苏中战役、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豫东战役、淮海战役为百战经典，不是一般人能打出来的；彭是有胆但粗放没这么精细，林就没有胆魄打险仗，刘爱打巧仗打不了这么多硬仗险仗，徐有这个潜质（苏家埠战役、晋中战役是其运动战代表作）但表现舞台小、没有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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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j无为 金币 +12 发帖辛苦啦！ 2014-1-7 15:31

如果粟裕能把台湾和抗美援朝战争打赢下来估计他的后半辈子也会被某些人做手脚给搞死

粟裕是开国战神
粟裕在战争史上完成的五大奇迹 (一)现代战争中的大兵 团作战以战养战的奇迹以战养战作为战争中的最高境界,在冷兵器时代,已经不多见,在现在战争武器装备对后勤要求非常之高的条件下,是很难办到的.但粟裕却做到了,苏中、宿北、鲁南、莱芜、孟良崮等一系列战役最具典型意义.华东野军以缴获补充武器以俘虏补充兵员.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并且完全靠缴获成立了一支炮兵纵队.(二)腹背受敌的歼灭战孟良崮战役(三)孤军深入的歼灭战豫东之战：(四)60万对80万的围歼战淮海战役(五)投鼠忌器的攻城战上海战役
　　他智如张良（直谏与国民党军决战于长江以北）　
　　才如韩信（孟良崮之战，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　
　　义如关羽,两辞司令，一让元帅，死后与先死的官兵同葬.（粟裕墓在江苏省徐州市市区南郊淮海战役烈士纪念碑园区内）
　　“我在革命战争年代，在党的领导下，身经数百战，在和我共同参加战役、战斗的同志中，牺牲了的烈士有十数万，而我还活着，见到了革命的胜利。在我身后，不要举行遗体告别，不要举行追悼会，希望把我的骨灰撒在曾经频繁转战的江西、福建、浙江、安徽、江苏、上海、山东、河南几省市的土地上，与长眠在那里的战友们在一起。”
　　“毛主席当家家家旺 粟司令打仗仗仗胜”---苏中民谣.
　　“一心为民，两让司令，三次先遣，四过长江，五人总前委之一，六次负伤，七战七捷，八省征尘，九死一生，十大将之首。”

粟裕军事素养当然没的说，但是其性格弱点也很鲜明，就是弱在了谦虚上，该谦虚谦虚，不该谦虚也谦虚，当时耄打算培养粟裕当自己心腹，他就谦虚了，淮海时跟286又闹的不好，导致日后郁郁而终

多年后，垂垂老矣的粟裕回首往事，感慨赋诗说：“将军只合裹尸还，何其生入玉门关。”

老总能随便叫吗？不是这个料，不要这个帽。你省省吧

不管怎么说，老总着两个字一般都是等同于胖子的。很多人不喜欢。

十大元帅看的是资历和影响力，至于军功是看得最少的。
十大元帅里真正靠军功上位的就彭德怀和林彪两人而已，而此两人也是资历更优。
所以粟大将只能当第一大将，他缺少资历和影响力，虽然军功一流，可没这两个是当不了元帅的。
至于总嘛。。。三野已经有个陈总了，再来个粟总就太奇怪了。

粟裕的军事能力是很强从这一点来看。如果只论战功和军事他是有资格选帅才，如果从终合数字来看有不一样了。首先粟裕是在抗日战争后期、是在解放战争时期展现出来的军事能力。粟裕在红军未期最大的职务是军团参谋长，在抗战时期的最大的职务是副旅级（也有说是副团级），在解放战争中最高也就是副司令员。从粟裕的综合资历来比还没法当帅才，粟裕的军事能力其实都基本体现在解放战争中，本来在解放战争中老毛让他当华野司令员他就是不当，非要陈毅当正的而他为副级，很多都说粟裕谦虚高风亮节其实不然。虽然在华野的仗都是粟裕亲自指挥打的<陈毅在华野只是挂民而已>。在华野其实很多高级将领是不怎么买粟裕的帐的。俱体点说粟裕在处理上下积关系上并不好，特别是粟裕在文革被打倒后、基本没什么人为他说情，就连陈毅对他都是落井下石，就在改革开放后邓小平都没为粟裕评反。这一点实在是让人想不明白，如果单从军事来讲，粟裕决对可以超过许多被评为帅的人，怪只怪粟裕站错了队，但他永远是我们心中的粟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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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虚伪圣洁 金币 +5 回复认真，鼓励！ 2014-10-10 20:47